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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周期遵守一般的大宗商品价格决定机制，当猪肉价格上涨，利润丰厚，吸引资本配置到生猪养殖环节，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提高供给，负反馈降低猪肉价格。而当猪肉价格低迷，也会抑制资本配置到生产环节，最终降低供给，提高价格。在生猪价格的形成机制中，供给端占主导地位，需求端影响相对较小。

而这一轮猪周期呈现出产能调整深度收窄、猪价涨跌速度加快、周期持续时间长度缩短等特征。压栏和二次育肥增多、部分企业盲目扩张、资本、舆论等扰乱生产节奏，是导致本一轮猪周期拉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生猪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在通胀中占重要地位，因此以整个经济系统的角度分析，以资本配置为核心，则生猪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胀，进而影响利率和汇率，影响经济。张五常提出的为了刺激经济，先推高中国通胀到6%，然后等复苏了再调低到4%。而通胀要起来，生猪价格需要配合。但是生猪价格配合，通胀就一定能起来吗？

2018年至2021年的超级猪周期。从外部因素看，这轮猪周期受到非洲猪瘟、环保限产政策、规模化养殖、新冠疫情、粮食价格暴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非洲猪瘟对于能繁母猪和商品猪的毁灭性打击是这次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2019年能繁母猪数量从猪瘟前的3300万头直接跌落至1900万头，产能的严重不足导致了猪肉价格的急速飙升。为了扩大产能，稳产保供，部分地区将二元、甚至三元育肥猪留作种用；国家六部委也相继发文，从猪场建设用地、融资、产能调控、期货、保险、活体抵押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支持生猪发展。

在此背景下，2022年全国能繁母猪存栏上升到4390万头，超出2021年《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设定的4100万头（2023年修订方案拟调整为3900万头）。对应的生猪价格于2020年2月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振荡下行。至2023年10月，商品猪市价在15元/kg左右徘徊，接近7∶1的猪粮比平衡点，预示我国生猪产能基本饱和，猪肉供给充足。

12月以来生猪价格加速下行，猪价似乎丢失了原有的弹性，仍未出现强有力的反弹，难道此轮猪周期失灵了吗？

由于生猪价格的持续下行，目前整个行业大部份企业都陷入了亏损的窘境。根据Mysteel农产品行业监测数据，2023年前11个月，养殖端标猪自繁自养亏损在138元/头；外购仔猪亏损亦高达282元/头，年内无明显盈利阶段。

从相关上市公司披露的成本来看，除了牧原股份三季度实现阶段性盈利外，绝大多数养殖公司今年已经连续亏损三个季度。行业大面积亏损的背景下，供给端产能的去化速度却较为缓慢。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10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4210万头，为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的102.7%。年初，以上存栏量为4367万头，相当于全年产能减少不足4%，仍然高于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

这轮行业超长的亏损底对上市猪企的现金流考验巨大，三季度上市猪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上升至64%，达到历史最高，主动负债或被动负债均有所增长。仅牧原股份与温氏股份的负债率环比下滑。

这一轮“猪周期”呈现出产能调整“深度”收窄、猪价涨跌“速度”加快、周期持续时间“长度”缩短等特征。压栏和二次育肥增多、部分企业盲目扩张、资本、舆论等扰乱生产节奏，是导致新一轮“猪周期”异常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其中能繁母猪增减变动幅度明显收窄，存栏量始终保持在2021 年9月农业农村部印发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所确定的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之上。

猪周期与通胀

生猪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在通胀中占重要地位，因此以整个经济系统的角度分析，以资本配置为核心，则生猪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胀，进而影响利率和汇率，影响经济。

过去10年，猪肉占CPI的权重约在1.5%-5%之间波动，单猪肉这一细分，就相当于“衣着”或“其他用品及服务”整个分项的权重，可谓是“举足轻重”。当前从货币视角来看，国内政策持续宽松，货币供应增速持续处于高位，但这并未引发通胀，反而导致了非典型通缩。

而通胀要起来，生猪价格需要配合。但是生猪价格配合，通胀就一定能起来吗？通缩/通胀是可以随便调控的吗？当初日本何尝不想走出通缩？日本财政货币两边努力，QE放水，最终还是靠几十年来时间消化。

天量宽松并不一定带来通胀，当初联储的QE利率最低降至0，但是并未出现明显的高通胀。一个反面例子便证伪了主流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产生了巨大的通缩力量，抵消了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力量。

而现在政府重心仍在地产，试图通过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托底经济，无暇顾及居民端，短期居民现金流依然难以缓解。‍‍‍‍‍CPI物价水平可能会起来，但是中短期的居民收入通缩压力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