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花顺-圈子

　　文丨地产三哥

　　在地产雅居乐公司的官方网站上有一则很久之前的消息：

　　2011年5月，雅居乐董事局陈卓林主席携家人捐款支持法门寺慈善基金会。

　　据媒体报道，2011年，陈先生原本打算向法门寺基金会捐赠500万元，在基金会的悉心接待下，临时追加600万，共捐赠1100万元。

　　这个事迹被写入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解颖的“2011年年终总结”，被归纳为“接待也是生产力”。

　　雅居乐陈老板布施法门寺之前几个月，2010年11月，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个人捐款10亿元，重建南京大报恩寺。

　　在西游记中，这种布施，也叫“人事”。

　　一、“人事”

　　西游记最后，唐僧师徒随着阿难、迦叶去搬佛经。

　　阿难、迦叶两位尊者问唐僧要“人事”。

　　三藏闻言道：“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

　　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

　　于是，两位尊者给了唐僧无字经书。

　　燃灯古佛知道其中奥妙，恐东土众僧愚钝，不识无字真经，故而请白雄尊者去夺无字经书，提醒唐僧师徒，叫他们再来求取有字真经。

　　佛祖于所有时空无所不知，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面对孙悟空的质问，佛祖笑道：

　　“......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普渡众生，怎么也要人事呢？

　　普渡众生固然是佛家的宗旨，但凡夫俗子接受佛家的渡化就有供奉的义务。

　　佛祖可以不吃饭，但是佛祖的世俗代言人：僧侣要吃喝拉撒睡，这就是人事。

　　唐僧再取真经，赠给阿难尊者的“人事”是紫金钵盂。

　　这紫金钵盂是唐太宗李世民所赐，正所谓御赐金饭碗，或者说是“奉旨化斋”。

　　显然，求取真经，除了修行，还需“人事”。

　　二、皇家寺院法门寺的“人事”

　　按照佛教教义，僧尼应以乞食为主；寺院建立之后，则靠施主的布施维持。

　　为了减轻僧尼的负担，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僧尼就被免除了一切世俗的义务，如兵役、劳役和赋税。

　　唐初战乱方息，人口骤降，实行均田制。

　　《唐六典·户部》记载：“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当然，僧尼不是自己想干就干的，需要国家的计划，并颁发执照——度牒。

　　按今天的话来说，这叫编制。

　　唐朝的寺院经济以此为基础，逐渐繁荣昌盛。

　　寺院类型具体分类两种：

　　第一种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

　　比如陕西的法门寺。

　　1987年，法门寺地宫重见天日。

　　从地宫中的宝物也能看出当日这座国家大寺的地位。

　　地宫中除了藏有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铜浮屠、八重宝函、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等佛教至高宝物，还有两千余件堪称大唐国宝的供奉品：

　　如唐皇室供奉的一百二十件金银器、秘色瓷、琉璃器，武则天等唐皇帝后的绣裙、服饰。

　　这些都能证明：当日法门寺作为皇家寺院，是如何的香火鼎盛。

　　这些大寺庙有皇家庇护和资助，因此往往越州跨县，以施地和买地的方式开设分院、兼并寺庙周边土地，建造庄园，出租土地。

　　第二种是由居民出资和僧人自建的寺院。

　　比如诗人王维，字摩诘，信仰佛教，他的名字就是出自佛教的《维摩诘经》。

　　王维将自己的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其中草堂精舍、竹林果园一应俱全。许多寺院由王公大人助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以田庐而建。

　　这些禅林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渐渐向“地主”转变：将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收取地租。

　　除了利用土地赚取地租之外，寺庙当然还会接受各种各样的布施。

　　“三阶教”是隋唐时期重要的佛教宗派，其早期文献《大乘无尽藏法》对布施做出了详细规定和说明：

　　收受16种无尽藏施，其中前6种诸如礼佛、转经等属于法施，带有浓厚的讲经传道色彩; 后10种则属于财施，涵盖僧人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仅 “饮食”一项又拓展出粳米、糯米、面、油脂、粟米等15小类，举凡礼敬拜佛所用，不一而足。

　　起初，有多重经营收入来源的寺庙还有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比如遇到灾荒年份，救济赈灾。

　　后来，资产多了，钱多了，寺庙也做起了金融：有偿放贷。

　　钱多了，寺庙的固定资产建设、和尚的日常生活也豪奢起来。

　　狄仁杰在《谏造大像疏》中批评：“今之伽蓝......穷奢极壮。”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指出: “三阶教无尽藏中的最大部分，都分给了宗教机构，只有很少一部分，才分给世俗人。”

　　总的来看，佛教在满足人民群众的信仰需求的同时，兼具社会功能：同时从生产、活乃至精神等角度缓解社会矛盾。

　　三、会昌法难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

　　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开始毁佛。

　　唐武宗在废佛诏书中说：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官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言下之意：过去几个朝代的物力衰败、风俗变坏，都是这个原因，因此要“灭佛”。

　　会昌年间，天下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余人，佛像毁掉铸成铜钱，寺院大庄园经济遭到灭顶之灾。

　　佛教徒称这次劫难为“会昌法难”。

　　陕西法门寺里的佛骨舍利也被唐武宗勒令毁掉，法门寺僧侣们用所谓的“影骨”顶替，方保真正的佛骨舍利留存。

　　统治阶级需要佛教成为调节社会矛盾的载体。

　　而在唐武宗看来，此时的寺庙作为佛教的入世载体，已经丧失了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甚至成为矛盾的焦点。再加上帝国财政紧张，因此“毁佛”以掠夺寺院资产势在必行。

　　四、法门寺？失信人？

　　2013年5月9日，南方周末报道《斗法法门寺》：

　　这里的每一个功德箱，都有创收指标；每一尊佛像，都有供养的明码标价。佛光大道两侧十大菩萨的价格是1000万，整个装载着佛指舍利的舍利宝塔，标价一亿。法门寺景区明码标价背后，是建立“世界佛都”的宏大计划。这个计划将地方政府、曲江系、法门寺捆绑在一起，合力将梦想变成了闹剧。

　　距离报道时隔9年，如今，当年为了法门寺景区建设运营而成立的主体：陕西法门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多宗债务纠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这一场有关宗教与世俗的斗法过程，正如《南方周末》报道：

　　在法的门前，佛的存在并未被如愿昭示，围绕钱的斗法正在上演。

　　这家2007年成立的国有企业的目的是复制向曲江新区的开发路径：

　　建设法门寺景区，从而提高周边土地价格，通过土地拍卖、房地产开发，从而实现财税的正向循环。

　　显然，这一目的没有顺利达到。

　　所以，当初大规模的投资只能从佛门中找到偿还来源。

　　于是斗法之中，门票涨价、僧众流失；于是供养布施、各种劝募，甚至出现“劝募”的KPI考核。

　　最终，还是逃不过流动性日渐紧张最终债务失信的结果。

　　从当初的投资力度和最终结果来看，依靠经营性现金流来回收建设投资从来不是开发法门寺的初心，依靠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才是财税丰盈的“华山一条路”。

　　最后

　　佛教是信仰，信仰无价。

　　因此才有传承2500年的佛骨舍利。

　　因此才有法门寺。

　　寺庙作为佛教的入世载体，传经诵宝，慰藉心灵，化得“人事”。

　　这种情况下，寺庙与香客各取所需。

　　当第三方进入，则是一次对“人事”的重新分配。

　　唐武宗灭佛，是对存量的掠夺式的分配。

　　今天的有些行动，看上去是可持续的：出发点是创造增量。但其实是强宾夺主、本末倒置、一厢情愿式的。

　　而且，似乎从来不考虑退路。

　　最终，其实际结果和出发点可能谬以千里，甚至南辕北辙。

　　这样的事，何止一个法门寺？

　　弘一法师说：

　　人生最不幸处，是偶一失言，而祸不及；偶一失谋，而事幸成；偶一恣行，而获小利。后乃视为故常，而恬不为意。则莫大之患，由此生矣。

　　这大概是弘一法师对“路径依赖”的世俗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