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花顺-圈子

短期来看，疫情影响未充分显现，二季度经济或面临更大下行压力，叠加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延续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财政收入增速或进一步下行、加剧财政紧平衡态势。需在保障支出力度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关注地方财政风险。

一方面，国内多地爆发的疫情影响尚未在3月数据中充分显现，二季度经济或面临更大下行压力，致使财政收入进一步放缓。一是疫情冲击或集中在4月乃至二季度。若疫情反弹和严格防控持续，工业生产和出口将受到更大冲击。二是房地产惯性下滑势大力沉，房地产销售和投资过快下行，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风险。同时，房企拿地意愿低迷，土地财政持续承压。三是当前经济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将加剧预期转弱，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投资意愿低迷，市场信心不足，导致需求进一步收缩，形成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1.5万亿元的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自4月1日起正式实施，叠加延续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短期内将进一步加剧财政紧平衡的态势。国家税务总局19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1日至15日已有4202亿元留抵退税款退到52.7万户纳税人的账户。其中，小微企业是受益主体，已获得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51万户，占比96.8%，涉及退税金额2422亿元，占比57.6%。事实上，小微企业作为本轮留抵税退的优先安排对象，存量留抵税额将在6月底前一次性全部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足额退还，将持续加大二季度财政收入下行压力。

总体来看，二季度财政收支矛盾将加剧，部分地方政府收入增速或大幅下降，但同时防疫和纾困支出增加，减收增支加大基层财政压力。

在当前时点下，财政既要对冲经济社会风险，更要确保自身风险可控；既要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的总量调节功能，更要发挥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在多重目标下行走：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减税降费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平衡、短期经济社会稳定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的平衡。

一是中央财政需继续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向市县基层下沉，避免地方因财力不足而在支出力度上打折，兜牢“三保”底线。

二是加快发行专项债，加大对优质项目的投资力度，扩大有效投资，尽快推动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对冲需求收缩尤其是房地产下行和消费不振的形势，同时扭转低迷的预期。

三是积极落实好减税降费和退税的政策，落实好缓缴社保费，改善现金流，提高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但在着力扩大减税降费力度的同时，要注重精准发力，聚焦中小微企业纾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领域。

四是对弱势群体发放失业补助金、临时生活补助，兜底社会保障和民生，确保社会稳定。

三、从中长期看，财政政策将进一步从幕后转向台前，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三低一高”格局可能发生改变，90年代以来低通胀格局的底层逻辑正逐步发生结构性变化，中长期通胀中枢水平将有所抬升。从短期看，当前俄乌冲突、疫情反复等供给端冲击推动全球主要经济体出现高通胀，美国通胀更是创四十年来新高。从中长期看，90年代以来推动全球低通胀的和平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环保成本红利四大因素逐步消失：一是地缘冲突的长期化导致安全成本上升，军费开支和战争融资产生滞胀效应；二是逆全球化导致贸易成本上升，产业链本土化阻碍比较优势的发挥；三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四是碳中和导致上游原材料成本上升。

在全球货币政策进入加息周期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将不断提高，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方面货币政策在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将有所掣肘，在部分高通胀时期甚至不得不被动收紧；另一方面，经济中的需求不足往往伴随预期转弱、储蓄率提高，出现货币政策难以提振有效需求、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受阻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政策将进一步从幕后转向台前，服从和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支持新发展格局构建，提高发展的安全性，防范化解风险。

一是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国家体制、行政事业单位改革，强化绩效管理，简政放权。如果政府长期大包大揽，家长制的大政府必然收支庞大。只有简政放权，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才能激发经济活力，避免一切风险集中于财政。但是裁减冗员精兵简政，必须配合市场化的改革，比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放开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就业的吸纳能力等，否则改革将导致新的社会群体性问题。

二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并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上收部分事权到中央，减轻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另一方面，需清晰界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厘清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比如加快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上收部分公共服务事权至省级统筹；提高市县税收收入增量分成比例等。4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三是协调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改革的关系。财政支出从基建到民生的转变是未来方向，但是短期内仍要稳增长。未来财政政策在支出端仍需要保持对经济必要的支持力度，保障重大项目落地，并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十四五”规划指出要“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高共享水平和使用效率”，重大工程项目聚焦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在此背景下，为达到适度稳增长与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目的，财政政策应用足可用空间。

四是协调减税降费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关系。减税降费不是万能的，经过连续多年的大规模减税降费，减税降费的边际效应递减，且会导致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下降，财政形势将更加严峻。以税收收入/GDP衡量宏观税负，当前我国宏观税负已处于国际较低水平，不宜再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财政政策要从大规模的收入端减税降费转移到支出端发力，要从数量规模性减税降费转到效率效果型减税降费。此外，减税降费要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比如推动房地产税试点，提高资源税、扩大消费税的税目覆盖高端服务业等，即通过对部分税种结构性加税来促进高质量和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激发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