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花顺-圈子

中国芯片也曾有一段辉煌的历史!
0人浏览 2019-07-07 21:43

上次讲到,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芯片行业纳入全球竞争,中国举国体制搞半导体的模式终于走到了崩溃的尽头。

大量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引入迅速消耗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储在1980年破天荒的下降为负值,为-12亿美金,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外储的首次为负,往后看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次。




随后的财政荒让大量工业项目下马。这些项目下马对于经济的减负并产生的刺激效果是显著的,加上中国进入国际生产市场后劳动力红利的显现,中国的外储从1981年开始出现了连续两年大幅的回升,中国的外储到1983年增加到了将近90亿美金,是1980年之前最高值的10倍之多。

手中有钱之后,中央对于国产芯片的关注重新开始提升。

1982年,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吸取了之前只重视技术突破,忽视产业融合的教训,这次中央放弃了以往惯用的中央主导投资的思路,而是把投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和民间,希望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找到更好的国产芯片发展之路。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是异常的残酷。摩尔定律主导下的芯片发展规律,连大量智囊和专家汇集的中央都没有摸透,如今权力下放到地方,结局无疑可以用噩梦来形容。




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

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地方政府普遍对于摩尔定律主导下的芯片产业升级规律缺乏足够的认知。于是中央曾经走过的老路,又在地方上又走了一遍。并造成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

而另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q贪w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这让很多项目从一开就没有走上正路。




折腾了老半天,只留下一地鸡毛,比当初举国之力搞芯片时还差得多。为了治理这个乱相,1986年电子工业部在厦门,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提出“531战略”。

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落实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沪,北方集中在北京。

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国诞生了五家具有规模的国有半导体企业:江苏无锡华晶电子(原无锡742厂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合并)、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1988年设立中国第一座4英寸晶圆厂)、上海贝岭微电子、上海飞利浦半导体(1991年设中国第一座5英寸晶圆厂)、和北京首钢NEC(1995年设中国第一座6英寸晶圆厂)。

1990年9月电子工业部又决定启动“908工程”,想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有所突破,目标是建成一条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项目由无锡华晶承担。

1995年,电子工业部又提出实施“909工程”,投资100亿人民币,由上海华虹承担,与NEC合作,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在万众瞩目下,建国以来最大的电子工业项目于1996年启动。

531战略,908工程,以及909工程中牵扯到的六家企业,几乎成为了中国2000年之前在芯片产业投入的全部本钱。然而他们各自的结局却是大相径庭。

其中结局最为悲催的无疑是首钢NEC,首钢于1991年涉足芯片制造。受益于首钢的钢铁业务,首钢在财力上具有先天优势,因而也豪气冲天的喊出了“首钢未来不姓钢”的口号,跨界芯片,与日本NEC成立合资公司,技术全部来自于NEC,工厂“对着日本图纸生产”。

尽管NEC提供的技术不算先进,但毕竟是当时芯片领域全球前十的企业,管理和运营上皆有独到之处,又恰逢行业景气,1995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9个多亿。受此激励,首钢再接再厉。

2000年12月,首钢找了一家美国公司AOS(万国半导体),合资成立“华夏半导体",投资13亿美金做8英寸芯片,技术来源于AOS。然而时来天地皆寂寞,运气英雄不自由。

2001年IT泡沫导致全球芯片行业陷入低谷,AOS撤资,华夏半导体没了技术来源,很快夭折,而与NEC的合资公司也陷入亏损。2004年,首钢基本退出芯片行业。




相比之下,先天不足的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和上海贝岭微电子则要好命的多。华越似乎几十年来从来未在芯片行业存在过一般,几乎没有业内人员还记得这家企业,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这家完全没有存在感的企业今天竟然依然存在,虽然破产,倒闭,讨薪,被收购的传闻始终不断;

但是直到今天,华越的工人依然每天准时开工,下班。如果一定要有什么好说的,那就是后来中国民营芯片IDM企业士兰微,其初创及管理团队,来自于华越。

而更为好命的无疑是上海贝岭,贝岭在本世纪初已经处于破产边缘,然而上海房地产的起步,让其出售的一块位于上海张江的经营用地大幅获利,于是得以续命。而之后一次匪夷所思的大火彻底烧毁了贝岭的生产车间,让贝岭得以甩下包袱,彻底剥离了芯片制造业务,转型为一家轻资产的纯芯片设计公司。虽然业务技术进展都不尽如人意,但是毕竟,他们都还活着。

而上海飞利浦则在1990年以后改名为上海先进,6英寸的产线一直运营到本世纪初,才扩充了一间小型的8英寸产线,并于香港上市,稳定运营至今。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来形容上海先进应没有不妥。

而这些企业中最后动工的华虹NEC却成为了旧世纪中国芯片梯队中最成功的代表。华虹NEC于1997年7月开工,1999年2月完工,用了不到两年即建成试产,在2000年就取得了30亿销售,5.16亿的利润。

到了2001年,华虹NEC也遭遇了芯片行业的寒冬,全年亏损13.84亿。不过后来国家指定社保卡,身份证SIM卡芯片大单落户华虹,帮助华虹力挽狂澜。

走出困境的华虹在2010年以后彻底焕发新的活力,在剥离了日渐腐朽的NEC后,企业逐渐找到了适合其发展的道路,其在功率器件为代表的模拟芯片领域成为了国内的技术及工艺领导者。

2012年,华虹在兼并了一墙之隔的宏力半导体后,在香港上市。之后,除了在其擅长的模拟芯片领域继续保持优势之外,又先后在上海,无锡,投建3座专注于先进逻辑制程的12英寸厂,成为中国芯片代工制造领域仅次于中芯国际的绝对的二号人物。




回顾这几家公司的起起伏伏,不禁让人唏嘘不已。虽然他们的命运各自不同,但都代表了中国芯片人在那个最为黑暗的10多年里最为坚韧的努力。用总设计师的话: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当是十分恰当。




细心的朋友一定会提醒我漏了一家企业——无锡华晶。没错,我要用它来作为今天的结尾。

无锡华晶身兼531战略和908工程的双重使命,可谓万众瞩目。然而同样命运多舛。项目行政审批花了2年,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花了2年,总共7年时间,投产即落后,月产量也仅有800片。

严重亏损的华晶只能寻求外部帮助。曾经创办茂矽电子的台湾人陈正宇当时正在寻找机进度大陆,便与华晶谈判,拿下了委托管理的合同。陈正宇带来的台湾团队只用了半年时间(1998年2月-8月)就完成了对华晶的改造,改造后的华晶于1999年5月达到盈亏平衡,项目才得以验收。

之后的华晶也和上海先进的命运类似,波澜不惊的运营至今。而根据最新的消息,如今已经改名为华润华晶的华晶,即将冲刺科创板IPO。

这个对于华晶命运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台湾团队的核心人物就是后来赫赫有名,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之父的张汝京。华晶对于张汝京来说,无疑只是短暂的路过。因为不久之后,张汝京就将开始他在中芯国际的传奇之路。

而中国芯片工业也将终于走出黑暗,开始其涅槃重生的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章:《中国芯酸往事 》——饭桶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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